国际和跨国史学让我们生动地看到了控制论在国家范围内的发展和影响，如苏联，智利，当然，在美国和英国，该领域最初开始联合。现在,
小刘的
信息幻想: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不稳定调解(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9年)
通过为控制论、电影研究、文学、媒体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等学者开辟一个迷人的新前景，为该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的这本研究细致、文笔清晰的书将我们从中国“气功热”的令人兴奋的日子和人体是“信息波”可以通过的透明媒介的概念中带出来，通过投资和研究到“一种可以导致“全球人机智能系统”的“综合智慧理论”，“专家系统”在人类专家缺席的情况下提供知识和指导的演变，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超稳定性”理论的新颖运用，用来描述中国所谓的对现代化的抵制，广告和市场活动新浪潮中的信息美学，等等。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一个毛之后的中国，大力运用控制论的理论工具，不仅在国家尺度上重新配置其社会政治形象，而且实际上在个人公民尺度上创造了一个新的后社会主义主体性。刘通过从中国文学、电影和流行文化中挑衅性的样本来说明这些努力的深远影响和反应，用牛津大学的玛格丽特·希伦布兰德的话来说，“完全重新配置了我们对1980年代中国媒体格局的理解。”